整理出一份陳琳老先生1997年寄回我的信。 那份信，實際上，是他修改過了的一份英文文章。 看到他的蠅頭小字爬滿在紙的空白處，淚奪眶而出。 如果他還活著的話，也應該是九十五六歲的高齡了吧！只記得他與外婆年齡相仿，但是，一個孤獨的老人，能如外婆受到悉心照顧、無憂無慮地活在這個繁鬧的世界上嗎？老先生，他一定走了吧——帶著他還沒有講完的故事——不敢去求證。
想寫書，而此時，決定將書獻給這位非親非故，只見過幾次面的，卻對我影響巨大的忘年交。
遇到老先生是一個偶然。 記得那是一個穿短裙的中午十分，在福州路的外文書店。 我見一位有點駝背的瘦弱矮小的老頭兒，七十多的樣子，拿著拐杖，動作顫抖地從一塊皺巴巴的手絹中，拿出錢，換一本比紅磚都大的韋伯大字典。 他穿了什麼衣衫，我已經不記得的，但是，整體的印象極為深刻：一個窮困到要飯的，花錢買上百塊的韋伯大字典。 這與偉岸的韋伯大字典，以及華麗的外文書店，還有被視為「高人一等」的英語，有巨大的反差。 那時候，著強烈的反差，讓我頓生好奇，礙於禮貌，沒敢打招呼問買字典的目的。 當他走出店，我忽然想到了學習，生活在那麼一個困窘下的老人，還要字典，自己學習嗎？我一下子被這個念頭，弄得極為內疚。 這麼一動情，人便衝出了店，趕上了他。 老先生，我能請你吃飯嗎？您如果沒有吃過午飯……” 對視他的雙眼，更為激動，嘩嘩地大哭了起來。
他有點被嚇到了。 但立刻安慰我。 “你怎麼了呀？”
“您這麼大年紀，還在學習英文。 我實在懺愧呀！沒好好學。 “那隻說了一半，還有一半是他溫柔而哀傷的眼。
“哦，我喜歡英文。 您是學習英語的嗎？“ 他帶有方言的普通話，讓我想到了我的福建同學的爸媽。
“不是！我能請您吃個飯嗎？”我很想拖他去杏花樓，讓他好好吃一頓。 而且，也想聽聽他的故事，以了慰我的好奇心。
“我不去。 我吃素！“我們一邊走，一邊聊起來。
大約是我面善，或者他憐我。 他告訴我，他受過很好的教育，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的一名小小氣象官，後勞改二十年。 他住在長寧區，我把他送到車站，約定哪一天去登門拜訪。 在攙扶他上車時，他顫巍巍地保護他那本新字典，又讓我感動得流淚。
在我的記憶里，我至少去看過他家兩次。 一次去買了黑木耳。 老人說黑木耳不好。 沒有幾天，他給我郵寄來了《素食與健康》的小書。 第二次，我給他買了紅棗。 還有一次送了他手串，但是，我記不清，是否有第三次登門的事情。
他以他的經歷，告訴我“因果報應”是什麼。 比如，他在香港時，對親人住他家裡，不是挺樂意，所以，他從廣州跑到香港，又從香港回到大陸，差了那麼個期限，沒有被算做起義者。 現在也就受罰住在洋房群之間的車庫中。 還有，他把他背後說親戚壞話，與他受到冤枉聯繫在一起。 他給學校校長提意見，所以，人家給他顏色看。 但是，他認為，錯在他提了人的錯在先。 妻子帶著女兒在他變成右派的時候，跟他離婚了。 他有兩次自殺未遂的經歷。 “我準備去摸電門，但是，我好像看到我的女兒。 “在說這些故事的時候，他的整個人似乎有回到了那個苦痛難熬的瞬間。
那時候，腦子裡滿是概念中的歷史，學究一般地將他的故事，歸納提煉成了考試需要的關鍵字：海外歸國、被劃右派、妻離子散、認命因果。 我當時以為“我都懂了”。 現在想來，那真的叫不經事，沒有很好地記錄下這個小人物所給予我的“教育”。
老人獨居，在印象中，他只有一雙筷子，二隻小碗，小廚房在臨時搭建出的進門間的左邊，碗櫃中有一些花生醬。 碗筷沒有用洗潔精洗，油膩膩地就放在一張小桌子上。 在陰暗的房間中，除了一方書桌，有一把躺椅，一張單人床。 有衣櫃，但是，房間是不太乾淨的。 沒有人很好地幫他收拾，雖然他說女兒與女婿常來看他，我是起疑心的，因為外婆所居之潔凈才叫受照顧。 陳老先生的整個屋子裡頭，最引人矚目的“寫字臺”上堆著他的工作，也是亂亂的，耀目的放大鏡，卻有兩把。 他用來讀報與查字典，用不同的放大鏡。
這是一個活在自我認罪里的老人。 因為不太喜歡他住的地方，加之離我也較遠，所以，沒有去過幾次。 但我們開始通信，還蠻勤，我寫得沒有他寄的多。 他把我當了知心朋友。 他的字寫得很小，密密麻麻，很難看清楚。 除了告訴我故事外，信主要是勸我吃素的。 我的信越寄越少，不僅僅是因為他老勸我吃素，還因為，想起他來，總覺難受，沒法釋懷。
至今如此。
如果，有人能理解張純如為何自殺，也許會理解我為何要漸走漸遠吧。
這是一位，受到二十年改造的老人。 我不太懂得，我印象中的陳老先生算不算改造成功的人。 但是，我一直不太靈敏的對人直感，告訴我，這位老人，雖然被釋放，他還活在自己的監獄中。 我不太知道，那二十年的改造過程中的每日作息。 但是，我滿是“本本主義”欠缺常識的腦呆瓜子，告訴我，陳琳老先生，即便在平反之後，沒有享受到人與人最基本的對待。
在出國時，讓母親把所有的《佛教文化》送了他，那時，暗暗地希望他明白，吃素與佛教的關係，不是大多數人想的那樣。 也等於告訴他，不用給我寫信了。 母親到他新居去看他了，他被安排到四樓。 八十有餘的老人，上上下下地跑四樓，他在信中告訴我“很少下樓”。 回國后，好幾次有要去看看他的念頭，但，最終，還是沒有足夠的勇氣去親近他。 即便現在，寫這些文字，懷念起他，心裡面還會有不能去觸碰的隱隱的痛。
在他勸我吃素的十年後，我開始茹素。
我不會說，“由於他的苦口婆心地教誨，我終於吃素了。 “這是不符合”歷史“的。 事實上，我當時對於他嘮叨這件事，是反感的。 我是自己要吃素的，所以，才這般堅定，連外婆拿親情要勸，也不動搖。 但是，沒有陳老先生滿紙的努力，或許，我就不會吃素了吧。
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大約也是如此的。 老師所演說的，從學生來說，能聽進去、記得住多少呢？但是，老師的工作，提供了一個機會給學生：讓他們自己去發現生命中的價值。
陳琳老先生沒有向我說過二十年中，有誰對他施授了什麼。 但是，他的存在，讓我親識了，“教育改造人”是怎麼回事情。
老師可以不採用體罰，只要有人叫“老師來了”，整個班級就瞬即肅然沉寂。 我見過一年級小朋友純真的眼，也見識過年輕大學生的無助、迷茫與衝動。
教育改造人，不是老師改造學生，而是整個氛圍在「教育」改變人吧！
……
今日不是清明。 此文也不是悼文。 憶念陳琳老先生，他是我唯一認識的、親口與我談起個人歷史的右派分子。
面對他的密密麻麻的紅字批語，實在寫不下去了，哭濕的衣襟早已幹。
（寫在舉國紀念七十年勝利前夕。 ）
原文發佈時間：（2015-08-26 18：46：35）
標籤： 生命 文化
分類： 自然與生命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