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共產主義革命家們，乘著1918之機，藉著史達林的“嚴酷的先進性”，繼承了千年士族精神，牢牢地發揮了吾文化傳統中仰仗個體認知模式立威的手法，將儒教直接翻牌為共教，在未走出100年，便又要直接翻回儒教，此絕非我們的幸運。 若其中還有幸運之際，那便對激蕩國史徹底地、自我反思的機會，以變認知範型。
今日再提傳統文化，又重申孝道，乃至將孝順兩者混淆，放置在抽象名詞，“國家”之前，形成“孝順國家”的思想。 不是更先進了，而是被纏足的思想走頭無路的驚慌失措。 也是領導集團喪失了思想進步性之後不挪高位的伎倆。
在吾泱泱大國，似乎沒有進行過思維方式的改造。 有人曰，“五四”是也。 若斷為YES，那也不過只是個小小的開頭。 1919年到了1938年這二十年後，便殭死了。 故1950s後會出現「萬歲」的普遍性。 悲哉，吾民！
為何是1938年呢？
若說延安地界之新氣象，是“五四”之成果，那麼，在1938年那個時期，一方面講所謂的“婚姻自由”，另一方面紅色領導人大量地“重新結婚”，強迫知識女青年與領導結婚。 此象就已說明“共產平等、人權自由”思想之要害處未被其所解，其眾亦困。 一個沒有解決「個人」自我問題的共產政治運動是不可能走出百步去的。
吾民所養成的性格，依賴性較大，民國之前是神與皇上；民國中是總統與政黨；民國後換作主席、加了軍隊。 所謂的自信缺乏症，是在家庭關係、師生關係、領導與群眾關係直接造就起來的。 而這些關係本質上是千年不平等的人際關係的一些些具體表示（instances）。 即便在“小皇帝”般的兒童養成中，他們似乎從來也都沒有得到過成年人“平等而視”的機會，即便置於同輩人間，他們也以優等、中等、劣等日習“不平等”之思維。
談何先進性？
1918年之前俄國是沙皇，吾國是滿族皇帝的百年統治。 共產主義的領導者，在整體認知範式上講，未有超越“統治”與“領導”模式，乃至今日“XX核心”說法，亦是如此。 故此今日，落得脫了表裡兩張皮后，剩下一地雞毛。 此非欺騙之敗，歷史從來就是為了告訴今人：人類從動物本能進化而來，非強化動物群居時的“猴王”羊群主義，可以為進步；而是要使得人之靈性昇華化為星宿之燦爛。 無平等之觀，舉國說唱孝順，孝順那種非民意的權力，那便是倒退回百年之前的反動了。
皇權之下，沒有人，只有民；沒有李鴻章，只有臣子；沒有梁啟超，只有士族；沒有李大釗，沒有梁實秋，只有學問家。 至於今，我們也自自然然地、十分孝順地將類屬性 （Class）貼在別人或自己身上。 如：紅二代、官二代；土豪、屌絲。 在“沒有人只有民”的認知范型上，個體建立了從皇權視角（高點）來觀察自我的總基礎。
劉少奇曾撰《共產黨員的修養》。 此修行（改造）的核心是“批評與自我批評”，無論是從佛家的僧團集結，還是從“U型理論”來說，其形式都是可取的。 議會的形式，也不會離此太遠。 然而，在連“自我”都沒有發育完整的情景之下，在不鼓勵“獨立思想”的文化土壤中，在訴求統一於領導強權的時空里，這一模式的先進性是完全不可能被充分發揮的。
缺乏“共產黨員修養”的個體們，聚集為一個Group或者Party，無論是遠觀還是近看，都無法來領導一場“教育”的改革。 這不僅僅可以從“孝順國家”這個詞彙創造看出來，從文化大革命的所有自我表達行為看出來，還可以從自由抒發的網络暴力化語言看出來，更可以從抵制日貨的遊行、紅色或粉紅色的“愛國”的唾沫星子看出來。 歷史屢次證明了這點。 民反復原諒了掌權者們，卻無法與“自我”和解。
暴力革命以及維繫的教育模式是自我暴力！無論是冠以主義的理想，還是加於生存的恐懼，或在“虛榮”之外勢之下，或“孝順”的跪拜之風氣中，消滅“我”，作為獨立人的所有，以滿足其他“無我”之群的需求，不！是踐踏著羊群的猴王的性慾，才可化為掌權者們眼中的和諧盛世。
所有的個人暴力，除了個別的基因異化，都是天性被壓抑的結果。 今日的網路遊戲暴力化，色彩暴力化，信息暴力，皆是我們一方面相信了“槍杆子”的威力，一方面卻又本能地、天然的要求平等的掙扎與抗拒。 吾國之人，可憐之極！
在今日吾民高喊“孝順國家”之時，只有“學問家”才會對每年以1%到2%增加的8770萬的人口說：“《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》您老學得怎麼樣？”我們要直接問：“共產主義被拋棄了嗎？”如果，回答NO。 突圍之法，非強化核心權力，而是將所謂民之權，化為人之權，停止任何形式的自我暴力。
原文發佈時間:（2016-10-05 11：05：28）
標籤： 社會 教育
原文歸類： 法律道德與社會
